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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2.0的核心,就是要將餐廚垃圾從其他垃圾中分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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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2.0的核心,就是要將餐廚垃圾從其他垃圾中分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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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2.0的核心,就是要將餐廚垃圾從其他垃圾中分離出來

發布日期:2019-08-09 作者: 點擊:

  從上海開始的這場垃圾分類2.0,背后預示著中國面臨的垃圾圍城困境。不少大城市準備興建更多的焚燒廠來應對日益突出的垃圾圍城困境。但是,生活垃圾的高濕度再次成為焚燒處理中的一個痛點……中國的垃圾焚燒企業不少為公私合作模式,垃圾焚燒廠若無法收支平衡,即便選址問題能夠解決,垃圾焚燒這條路恐怕也走不了太遠。
    
  7月初,隨著《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進入正式實施期,一場全國性的垃圾分類2.0在上海拉開序幕。緊隨上海,北京、天津、重慶、廣州、杭州、武漢、成都等城市都將開展,或者強化強制性垃圾分類、定時定點投放,以及相應的處罰制度。據人民網6月30日報道,住房和建設部決定,全國首批四十六個重點城市將先行先試。到2020年底,基本建成垃圾分類的處理系統。
  
  從上海開始的這場垃圾分類2.0,背后預示著中國面臨的垃圾圍城困境。自2004年開始,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晉升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國。到2030年,中國的垃圾制造量預計達到美國的兩倍。當然,中國的人均垃圾制造量相對仍然不高,但這并不足以讓人感到寬慰。因為在絕大部分的大城市,垃圾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垃圾處理能力的增長速度。1981年,中國人均生活垃圾制造量是每天零點五公斤。到了2014年,人均生活垃圾制造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達到每天零點六五公斤。一些大城市的人均垃圾產生已達到每日一點一公斤,垃圾圍城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城市管理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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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左右,北京被四百多個垃圾場包圍。
  
  垃圾圍城困境的背后,有著特殊的國情。中國的生活垃圾濕度較大,有別于歐美國家垃圾相對干燥的特點。根據統計,中國生產的生活垃圾中,有機垃圾(包括餐廚垃圾和樹枝樹葉等園林垃圾)占近百分之六十,而歐盟國家的有機垃圾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高濕度的生活垃圾與國人的飲食習慣有關。比如,晚餐桌上一條魚,可能會吃剩魚頭、魚尾、魚骨,甚至還包括湯汁。而西餐的魚,出售時已經過加工。超市買來就是魚片(filet)。煎一煎,烤一烤,加上些許水煮胡蘿卜、西蘭花,廚余再濕也濕不到哪里去。當然,這個垃圾濕度,也不只反映了文化差異,也與國家的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等因素相關。比如,高收入國家的有機垃圾比例不到百分之三十,而低收入國家的有機垃圾高達百分之六十五。但同時,高收入國家的生活垃圾中卻又有相當高的廢紙比例,占百分之三十。充分說明了發達地區的生活習慣,以及生活消費中對紙張的依賴、木材的消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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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生活垃圾產生量與增速圖
  
  高比例的餐廚垃圾對于生活垃圾的處置產生了巨大挑戰。過去,中國的垃圾處置以填埋為主。隨著大城市的擴張以及城鎮化進程,過去城市周邊用于填埋場的土地逐漸被開發利用,城市周邊的土地資源緊俏,價值越來越高,現有的填埋場擴建既不符合經濟效益,也遇到開發區住戶的抗爭反對。2010年左右,各大城市紛紛轉向建設垃圾焚燒設施,以求快速而有效地擴大垃圾處置量。一個大型焚燒廠每日可處理三千噸的垃圾,有效地將垃圾減量減重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而焚燒還可以發電,其爐渣又可以綜合利用,比如制成鋪路用磚。從廢物管理和資源利用的角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很快,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的聲音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鄰避(not in my backyard)事件陸續在番禺、北京、杭州等地發生。除了擔憂焚燒廠排放對周邊空氣的影響,更多的反對其實源自居民對物業價格的擔憂。垃圾焚燒廠選址難度相對于擴建填埋場有過之而無不及。
  

 


  過去十幾年中,不少大城市克服了重重困難,擴建或新建了一批垃圾焚燒廠,全國焚燒處理生活垃圾的比重大大提升。據統計,目前全國生活垃圾處置中使用焚燒處置的比例從2004年的約百分之三大幅提升到約百分之三十。不少大城市還準備興建更多的焚燒廠來應對日益突出的垃圾圍城困境。但是,生活垃圾的高濕度再次成為焚燒處理中的一個痛點。要有效地運用焚燒設施,垃圾的最低熱值需要在每公斤七兆焦耳,不可低于每公斤六兆焦耳。但中國的生活垃圾的卡路里值平均在每公斤五兆焦耳。由此引發了三個相關問題。其一,由于爐膛無法充分燃燒,煙氣中未燃盡物質在一定的溫度環境,及與外界媒介接觸后有可能形成二噁英,造成空氣污染。其二,為保證爐膛溫度,垃圾充分燃燒,在操作時必須添加燃料(如燃油),以保障燃燒的穩定性。由此,垃圾焚燒的成本增加。其三,垃圾濕度令焚燒所產生的電力會大大降低。據研究,中國的垃圾焚燒所獲得的電力,大約只有歐美國家的垃圾焚燒發電的一半。故此,在目前垃圾分類不到位的情況下,焚燒處理生活垃圾難以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中國的垃圾焚燒企業不少為公私合作模式,垃圾焚燒廠若無法收支平衡,即便選址問題能夠解決,垃圾焚燒這條路恐怕也走不了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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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在上海市黃浦區五里橋街道龍華社區,志愿者陳啟法用干濕分離器幫助居民投放濕垃圾。 (方喆 攝)
  
  因此,一個月來讓人議論最多的“干垃圾”“濕垃圾”區分措施,上海有著自己的苦衷。或者可以說,垃圾分類2.0的核心就是要將餐廚垃圾從其他垃圾中分離出來。若能將餐廚垃圾分離出來單獨作堆肥處理,則生活垃圾的體量將大大縮減,興建堆埋場、焚燒廠的數量也至少能減半。分離后的干垃圾也產生了質的變化,易于燃燒。至于可重用資源如廢紙廢鐵的回收,一直以來中國的情況沒有想象的差。由于這些廢品可以售賣給廢品店增加收入,俗稱“拾荒者”的非正規廢品收集者一直承擔了回收的任務。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拾荒者”人數達到了正規垃圾行業從業員的兩倍。當然,這個現象也存在一些問題,包括造成街道衛生問題,非正規廢品收集者自身的衛生和健康問題,有害垃圾被混入一般垃圾處理問題,等等。總體來說,上海的垃圾分類2.0旨在讓垃圾分類更為系統化,更有利專業化的處理。
  
  從廢棄物管理的角度,上海實施這個措施是非常有勇氣的。要求家家戶戶把餐廚垃圾從其他垃圾中分離出來本身著實不易,涉及面非常廣:包括家家戶戶的配合,每個小區要開出一塊通風好相對隔離的土地,還要因此改良原有的環衛公司收集垃圾的路線和頻率等等。從香港的經驗來說,政府基于居住環境狹小的原因,并沒有嘗試從涉及面較廣的家居餐廚垃圾分離入手。迄今為主,餐廚垃圾收集仍然局限在餐廚垃圾相對集中及收集方便的酒店、餐廳等場所。家居層面的垃圾分類只采用了簡單易懂的“可回收”(包括擺放廢紙收集箱、廢膠收集箱、廢電池收集箱等)以及“其他垃圾”的分離,進而通過立法征收垃圾費,運用經濟杠桿督促居民減少垃圾生產量。2009年起,香港政府逐步推行塑料袋征費。超市、店鋪的塑料購物袋每個征收五角港幣。預計到2020年底將通過垃圾征費立法,普通居民將通過購買九種不同容量的垃圾袋,來為自己的環境污染付費,而工商企業則將按重量為自己產生的垃圾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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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類垃圾分類
  
  上海四類垃圾分類引起部分市民困惑的根本原因是,這一分類的基本邏輯是由四種處置方式推演出來的,換言之,這是尾端處置模式為導向的分類。餐廚垃圾(濕垃圾)需要進行堆肥處置;有害垃圾需要進行無害化處理;干垃圾將進入焚燒處理系統;而可回收垃圾,包括廢棄塑料、玻璃瓶、紙張等則進入資源利用的循環制造。前端垃圾分類做得越細致,尾端的利用或處置便越順利、效益越高。日本的垃圾分類做得很細。丟棄一個玻璃瓶要先把瓶蓋扭開,標簽撕掉,丟到不同的回收箱,還要把容器清洗干凈。前端細化的好處就是加強了居民對垃圾產量的意識,減少垃圾的意欲就會大大增加,進而改變棄置習慣。上海實行垃圾分類幾周以來,據說居民已經開始主動要求外賣店減少提供一次性餐具。這就是垃圾分類帶來的行為改變。但前端細化也有弊端。處在垃圾處置鏈前端的普通居民并不一定完全理解這個尾端處理的分門別類。特別是在推行垃圾分類的初期,分類難度容易引起居民的混亂,進而妨礙垃圾分類措施的可持續性。
  
  “餓了么”大數據顯示,自7月1日至7月30日,上海無需餐具訂單相比6月同期,提升了百分之四百七十一。(“餓了么”供圖)
  
  上海垃圾分類引發出一個對于環境治理理念的思考。要持之以恒地推動環境保護,歸根結底需要全民擁護和投入。環境保護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不能以技術主導,或者用管理主義的思維。環境保護的措施必須以人為本,利民之余還需要考慮便民,這樣才能全民投入,持之以恒。
  
  大城市的垃圾處置鏈由前端、中端、末端三個部分組成。前端的主體是負責垃圾分類的居民和社區;中端的主體是負責收集、運送的環衛企業;末端是垃圾處理的填埋廠、焚燒廠、資源利用的循環經濟產業。在這三個階段,居民、企業、政府應該有合理的分工,以及合理的成本分攤。前端的分類做得越細,則居民和社區的工作量越大,勞動力和時間成本的分擔就越重。而且,期望前端分類垃圾能后直接進入末端處置其實并不現實,大型的社會動員也不一定能持久。在垃圾分類的過程中還應該善用處置鏈的各個端口,健全各個環節的內在合理性、邏輯性,并相應地加強各個處置環節之間的銜接。
  
  上海天馬生活垃圾末端處置綜合利用中心
  
  比如,在定時定點投放垃圾問題上,雙職工家庭、“996”的單身人士、獨居老人等家庭可以考慮付費請人代為投放垃圾。1996年臺北市政府開始實施“垃圾不落地”政策以后,每晚七點至十點環衛工人才會開著后裝式垃圾收運車輪流到各個居民區的路邊收集點,居民必須將垃圾裝袋后拿到收集點投入垃圾車,否則將被罰款。為此,臺北不少小區物業雇人,協助有需要的家庭代為定時投放。又比如,即便在一些垃圾回收率較高的歐洲城市,垃圾處理企業進行二次分揀的情況也很普遍。上海在四類垃圾分類以后,收集運送的環衛企業應該負責進行二次分揀,以便更好地進行末端處理。定時定點投放后,廢紙廢鐵等有價值的可利用資源都被集中到了環衛企業,由他們負擔二次分揀的成本也順理成章。小區和企業也可以按需開發新的工作崗位,籍此,讓從前的“拾荒者”轉為正式的從業員,在有社會保障、有健康保障和衛生條件的情況下有工可做,對環保事業有所貢獻。
  
  臺北和上海不同的居民投放垃圾方式與環衛收運垃圾方式
  
  全國開展垃圾分類的目的,并不是僅僅要居民分辨如何把各種垃圾投放到正確的垃圾箱,而是要達到減少廢物產生的目的,長遠來說是要有意識地促使居民改變生活方式,對消費主義盛行的現代生活有所反思。因此,政府在推動垃圾分類的同時,仍然需要加強“3R”的宣傳,大力提倡減廢(reduce)、再用(reuse)、回收(recycle),以期能遏制住垃圾無限度增長的勢頭。另一方面,政府應考慮建立商業機構、企業的“生產者責任制”。即,要求生產商對于產品生命周期結束后的處理負起責任。比如,瑞典規定,所有生產、進口的包裝產品以及銷售產品的企業有義務對包裝進行回收利用,同時對消費品的過度包裝實行相應的征費。又比如,在德國,電子產品生產者和分銷商都有義務建立回收系統和廢棄物處理設施,回收電子產品并加以再利用。一旦“生產者責任制”建立起來,那么如今進入家庭由居民負責分類回收、最終由政府補貼進行填埋或焚燒的生活垃圾,才有望大大地從源頭上減少。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調動社會各方面持份者的積極性,達到責任分攤,利益共享的效果。
  
  上海作為中國的一個大都市,我們期望她能在垃圾分類中不斷總結經驗,摸索出一套可被其他城市所借鑒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垃圾處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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